父親逃離戰爭陰影，女兒交託老夫婦扶養
我兩、三歲開始在貿商新村生活。爸爸是河南沈丘人，1949年國共戰爭白熱化時他還是個十五、六歲的少年，在縣城裡讀書。戰爭爆發，他跟著同鄉大一歲的哥哥逃難，路上都是國軍和共軍的屍體，制服分別是黃色和綠色。同鄉哥哥帶他跑去換上死人的衣服，穿上什麼顏色的衣服，就變成哪個陣營的人。倉皇之中，穿同色制服的人拉著他們一起跑。
後來，爸爸總算找到他當時已經是國軍的親哥哥，他們一起搭船逃到台灣後，他就正式加入中華民國海軍。
爸爸孑然一身來到台灣，和一個台南女孩結了婚，在菜市場邊幹起雜工。我在家是老大，出生時，他們經濟拮据、忙於工作，把我託給一對住在龜山眷村的同鄉老夫婦撫養。老夫婦的兒子戰死、女兒留在中國大陸，視我為寶，後來就沒有把我送回父母身邊。於是我在眷村住了下來，直到讀大學離開。
貿商新村以陸軍居多，屬於比較低階，除了在台北聯合後勤總部上班的軍人外，還有很多退役老兵和無依軍眷，算比較弱勢。我們的房子是狹長型的，20多坪擠了一家3到5口，沒有院子，一進門一個客廳、旁邊一間開放式臥室，後面廁所。空間根本不夠睡，所以我們在屋後方化糞池旁偷偷加蓋了一間小房。
房屋狹窄，隱私性非常弱，每天回家都可猜到鄰居家的晚餐菜色，用聞的就知道了。每天晚上鄰居看什麼電視節目也很清楚，聽就知道了。誰家吵架、誰家隱私都很快流傳。偷竊也是不斷發生。偶爾有機會去農家同學的家裡玩，看他們的大院子、田園。割稻，編竹簍，曬菜脯，好羨慕。
蓋我們眷村的承包商，蓋到一半就捲款逃跑，所以屋況很差，房後都是土牆，逢雨必淹，颱風一來就倒成一片。因為住在山邊，所以到處都是蛇，屋子裡常常突然就出現一條蛇。
我跟老夫婦一起住，他們怕我出事，不喜歡我去外面玩，所以我都躲在屋內看劉興欽的漫畫。長大一點就看書，從紅樓夢、水滸傳、三國演義到飄、安娜卡列尼娜都看。村裡沒什麼娛樂，有時秘密藏不住，大家乾脆搬椅子到外面，一邊乘涼吃東西一邊聊天，直到我們這些小孩都睡著在椅子上，大人才把我們抱進去。當時大家都好會說故事，尤其是鬼故事，有大頭鬼、作戰時遇到的鬼、集體夢遊等，嚇得我們半夜都不敢去尿尿。廣場有時會放蚊子電影院，掛起一個布幕，有一個人在後面一直轉動機器，讓電影播放。有時放藍與黑，有時放外國的愛情片，風一吹來，男女主角的臉就皺到變形。
爺爺擅長釀酒，他還在中國時家裡就是做酒類生意，我們家種了一顆葡萄樹，我很小就開始幫他摘葡萄、放置在酒罈裡，甚至還幫他品酒。釀好之後，就分送給鄰舍喝，是非常棒的酒。當時不准私釀酒，後來被人檢舉，爺爺也就沒再釀了。
我們也喜歡去村裡的天主教堂，修女會炸鮮奶甜甜圈給我們吃，教我們英文、帶我們做手工餅乾。新鮮奶油裹上糖粉炸的甜甜圈，香得不得了，大老遠就聞得到。後來爺爺也信了天主教。
眷村長輩合照，坐輪椅的是我奶奶，後排左三是爺爺。
戰火中痛失家人，重組家庭不同姓氏互相扶持
大家收入普遍很低，眷村離工業區不遠，退役老兵就擺攤、或找家庭代工來做，例如繡毛衣上的花樣，或者去高污染的電子工廠。有一部份老兵已經退役、沒有官階、固定收入，家中卻還有孩子要養，當時蘇花公路正在建造，開出較高的工資。很多老兵來台灣沒有職業或特殊技能，就去做了，很多後來被炸死的、或吸入過多粉塵。爺爺的堂弟就去做蘇花，沒有給他什麼防護設備，後來罹患肺病，死前瘦到剩一把骨頭。
我們家除了我跟爺爺奶奶，爺爺的「弟弟」也常來看我們。說是「弟弟」，其實沒有任何血緣關係，是爺爺以前的一個傳令兵，沒有結婚，被人打瞎了一隻眼。來台灣之後他們就結為拜把兄弟，互相照顧。我稱呼他小爺爺。小爺爺來台後就在苗栗頭份的台糖養豬。
在我們的眷村，這樣沒有血緣的另類家庭很多。有一戶大家都很敬愛的馬奶奶家，四個家庭成員都不同姓：有六七十歲的馬奶奶，裹著小腳、個頭很小；一名四五十歲的男子老徐和兩個十八、九歲的孩子，小營和小琴。四個人的關係是這樣：兩個孩子的父親，是馬奶奶兒子的長官，兩人雙雙戰死，孩子的母親改嫁。馬奶奶於是肩負起養育兩個孩子的責任；老徐是馬奶奶兒子的傳令兵，沒有結婚，就跟他們住在一起，照顧長官的媽媽，及另一位長官的孩子。四個人組成非常相愛的家庭。我們每年過年去馬奶奶家是一件最高興的事，糖果特別多，笑聲也特別多。
不過戰爭的暴力陰影，仍然籠罩在戰後的眷村。很多老兵戰時在第一線挖壕溝、直接與日本兵開火，同袍全部死亡、只剩自己倖存，後來都罹患嚴重創傷壓力症候群，並把創傷帶到家庭中，體罰非常嚴重。尤其許多老兵，社會資本不足，來台後娶的常是身心障礙的女性，這樣的家庭很多，如果父親情緒不穩，孩子後來受到一點誘惑，走上偏路的機率就非常大。村裡有一個叫白毛的男生混幫派，火拼時腸子被對手勾出來，是當時鬧得很大的事情。
眷村的居民來自中國各省各方，有人來自廣東、廣西、雲南、福建，也有北方的山東、安徽。端午節能吃到各種口味的粽子；過年時，廣東廣西的奶奶們做糖蒜、泡菜，北方人做包子、烙餅、包餃子，還有韭菜盒子、炸丸子、炸鏾（ㄙㄢˇ）子，互相分送，在小小的眷村裡就能把大江南北的美食全吃過一遍。
我們眷村有個特別的習俗，，除夕就把家裡打掃得乾乾淨淨、佈置完善，初一一大早，六點多就開始有人上門拜年。拜完一輪後，換爺爺和他的朋友到其他長輩家拜年；接著他們回到家，等候其他晚輩來拜年，也有從台北回來拜年的，滿滿都是人，一路忙到初三。在路上，晚輩看到親近的長輩，遠遠就會單膝跪下，這時長輩就會趕緊把晚輩扶起來。這種禮數背後是互相扶持的濃厚人情味，不過再等我長大一些就沒有看到了。
眷村裡的幼兒園。
離開眷村，始知自己的匱乏和富足
我十五、六歲時，奶奶生病倒下了。我很愛她，從此我就肩負煮飯、幫她擦背、清理排泄物的責任，青春期就在照顧她中度過。當時我有考北區聯招，老師評估我的成績可以上景美女中，但為了奶奶我選擇留在龜山。後來離開眷村去台北讀大學，才發現自己跟別人的巨大差距。第一天下課後，同學約我一起去冰宮溜冰、去保齡球館、去舞廳跳舞，我根本沒聽過，更不會玩，他們說「去了就會了！」但我跟著去還是不會。同學大學就在玩期貨、買賣外匯，會鋼琴和各種才藝，也是我在眷村前所未聞的事，出來才知道以前的資源有多貧乏。
大家對眷村也多少有點偏見。我的朋友娶了眷村的女生，就被他全家看不起。有時我聲音大、動作急，或做錯事，會被人家說是眷村婆，為人小器的話也會被說閒話：眷村的人都這樣。連我在高雄的親弟弟，提到眷村的男孩子，都說要「打呼伊死」。我們有點被污名化，因為沒有親戚人脈、土地、資源。來台北之後才發覺，外面的世界這麼大、有這麼多我們不了解的事。我們當時還年輕，還能努力融入，老一輩的人適應就更辛苦了。
不過，也是後來才知道，別人的生活不一定好。以前好羨慕別人有數十數百人的大家庭，但朋友告訴我，大家庭裡的妯娌紛爭、複雜的人際關係，很讓人頭疼，他們反而羨慕我們。我也發現，我們的包容力很強，因為自己從小比較弱勢，後來也更能同理有困難的人；由於生長環境充滿不同省籍的人，我們的文化包容度也高，對於不同的食物、不同的人都很能接納，像我們跟社區的移工、附近大學的非洲籍學生都很要好。這些都是眷村給我們的資產。
當年的同學，有的成了醫生、工程師，有的從商或擔任公職，也有少數被不法拘役的。匱乏的生活背景讓一部份人受到很大的誘惑。二十五年前，我們的眷村被拆除，蓋成了一個現代化的普通社區；大部分人後來也都離開了眷村，融入大環境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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