田裡打滾長大的眷村兒童 收割打鳥打炮仗
我1957年生於屏東的空翔新村，位在現在屏東市的勝利路上。這是一座全部由空軍組成的眷村，官階由高到低都有，我父親官階是校級，我們住的房子有一個小前院，栽種了一棵芒果樹。將官階級家的房子很大，前後左右都有院子；較低階的軍官沒有院子，只有一間格局狹長的房子，所有的房子並排。
我是家裡的老么，雙親1949年逃難來台。父親是空軍，省籍貴州省赤水縣、母親是護士，省籍湖南省恩施縣，是一個非常美的地方。父親最後所在的空軍基地位於湖南衡陽，他們抱著剛出生的大哥，從那裡搭上飛機。我大哥的名字叫「衡台」，紀念從衡陽到台灣這段歷程；我二哥起名「賓台」，意指我們是只是來台灣作賓客，還要再回去。結果一待就是一輩子。
眷村裡的居民來自大江南北，各地的鄉音此起彼落。我父親的故鄉，是赤貧的南方貴州，對面鄰居則是北方人，他們手擀麵皮、甩麵條，製成的拉麵口感一絕。他的家的小孩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小時候我們非常快樂。現在位於中山路的寶建醫院，在沒蓋好之前是一整片稻田，那裡是我們的天堂。田裡有各種動物，我們抓蛇、抓鳥、老鼠，打泥巴仗，挖地瓜控土窯，還有很多香蕉樹。田邊有小溪，我們在溪裡游泳，帶小狗在裡面洗澡。
那片田有農夫種植作物，我們看到他留在那邊的割草刀，就偷拿來收割他田裡的作物，有毛豆、茄子。再拿來一個奶粉鐵罐、一塊磚鑽木取火，自己砌一個爐子就地煮來吃。他知道白天跑不過我們，天漸黑之後才突然衝上來要抓我們，我們只好沒命地跑，沒被抓到過。
後來長大一些，孩子們買來打鳥的長槍，我躲在樹上等鳥來，年紀太小、槍枝太重，我拖不動，只好把槍夾在腋下，等候白頭翁或麻雀飛來。
我最喜歡的節慶是過年，那是打炮仗的好時機。我們拿沖天炮對射、拿水鴛鴦和大龍炮互相丟來丟去。水鴛鴦會嘶嘶冒煙好幾秒才爆炸，大龍炮則一點火就炸，常有人被炸傷，不過我們不怕。打完炮仗就玩牌賭錢，玩二十一點、十點半到深夜。過年家家戶戶會自己製作甜酒釀和香腸臘肉，再互相分送。
我最喜歡的還是大年初一，家家戶戶出來拜年的場景。一大清早，整個眷村街道上滿滿都是人、互道新年快樂。幾年後我離家讀書，過年回家發現街上人變得好少，以前熱鬧拜年的場景不復存在了，心裡好難過。
父親穿西裝梳油頭，在自家宅門口
伸張正義闖大禍 群星會聲響靜默
看似歡快的童年，其實有小小的不滿在心中滋生。隔著一條巷子，就是一位將官的家，綠樹如茵的寬廣庭院中央，佇立一座優雅的日式建築，我們都在想：憑什麼他們可以住那麼大的房子？更可惡的是，當時沒幾戶人家有電視，他們卻有一台又大又新的電視，還時常播放最紅的節目「群星會」。
我與三個平日最要好的玩伴，商討著要來幹一場破壞，教訓一下將官家。那年我十歲，是四個人裡面年紀最小的。我們選在週六的晚飯後犯案，那是「群星會」播出的時間。那一天，將官家裡舉辦派對，門口停了長長一排名牌進口車。時間來到七點半，晚間新聞結束，群星會的節目開始，他們把電視搬到院子裡、音量轉得很大聲，遠遠就聽得到，明星出場，節目來到高潮。將官家外面，剛好在換電線桿，施工的坑洞旁堆滿土塊。我們先商議好撤退地點，就是平時我們最熟悉的那片田。接著，我們一人撿起一個土塊，奮力往將官家內一丟！然後轉頭就跑。
一邊跑，我們一邊聽到碗盤、杯子碎裂的砰砰聲。其中最大一聲「咚」！之後，群星會聲音沒了，陷入一片寂靜，顯然是土塊剛好砸爛了電視。我們這才發覺嚴重性。
我們一直跑，跑到田旁邊的水溝裡躲起來。蚊子、螞蟻爬滿全身噬咬，我們也不敢動。我們的爸爸都是這個將官的部下，要是被抓到了，爸爸豈不都完蛋了？到這個時候我們才想到這些事。過了好幾個小時，遠方不再有聲響，我們才爬出水溝，繞好大一圈路慢慢走回家。將官家門口冷冷清清，人車都散了。
隔幾天，我們在附近打棒球，球不小心掉進將官家。我們有禮貌的按門鈴，請管家幫我們把球拿出來。管家出來開門，他問我們，西北街（附近低階軍官居住的社區）的野孩子最近是否有來這裡鬧事？我們一臉天真無邪的說不知道，管家點點頭就放我們走。我們闖的禍，讓西北街孩子莫名被栽贓了。
父親和他的寶貝孫子們。
眷村槍枝的陰影
當時很多軍人沒有把槍枝上繳，逃難時挾帶來台灣，家裡的孩子偷拿槍枝來把玩，同儕看到都會心生敬畏，非常威武。但是，槍枝暴力也因此成為眷村的陰影。
電影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」中，有這樣一段開場：「民過三十八年前後，數百萬的中國人隨著國民政府遷居台灣。絕大多數的這些人，只是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，為了下一代的一個安定成長環境。然而，在這下一代成長的過程裡，卻發現父母正生活在對前途的未知與惶恐之中，這些少年，在這種不安的氣氛裡，往往以組織幫派，來壯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。」眷村有非常多幫派，我們村的一個男生，每天亮著爸爸的槍四處滋事，十幾歲就在某次火拼中死於一個台灣人的刀下。那時外省人與台灣人簡直水火不容，我自己到高中才接觸比較多台灣學生。
村裡發生過最大的事件，也跟槍有關。有一戶姓賈的人家，女兒賈安娜是我們的玩伴，父親賈先生平時很和藹，常常笑著站在一旁看我們打棒球；另外還有一位男管家，當初跟著他們從中國來台灣。
某天早上，賈先生準備帶賈安娜飛往美國，與太太會合。但清早，管家拿著槍枝走近賈先生的臥房，將他當場殺死。我上學的時候經過他們家，被人群團團圍住，相關人員正在房內沖洗案發現場，外面的水溝裡一片血紅。看報紙才知道，原來是因為管家懷疑他們還在中國時，賈先生與官家太太有染。事發之後村裡低迷了一陣子，誰也想不到會有這種事發生。我們後來再也沒看到賈安娜。
母親在過年期間，帶著孫女在眷村拜年。
曲終人散後，眷村教我的事
再長大一點，我不再遊蕩街上，而是跟隨我大哥的腳步，栽進英文的世界裡，從羅密歐與茱麗葉的「What is a youth」到木匠兄妹的「The end of the world」，我都琅琅上口，成為青春期的背景音樂。
高中畢業後我離開眷村到台北讀書。當時的台北，對我們來說是很遙遠、很不得了的地方，光華商場頂樓的「N」字大霓虹燈、路上店家用亮片裝飾的簾子，我都沒看過，大開眼界。同時，眷村的長輩一直在凋零。
後來，眷村漸漸人去樓空。那是政府的房子，我們沒有產權，只能偶爾回去看看。長大後再回想小時的經歷，大人忙著上班賺錢、沒人管我們，遇上任何問題我們都要自己想辦法解決，讓我們後來都很獨立，是很好的養分。
勝利星村離我們眷村不遠，我覺得像他們那樣把建築物保存下來非常好。其他村子一個個不見，很多都變成高樓社區。我們空翔新村，會把屋頂瓦片拆掉，保留牆壁，未來回去還依稀看得出輪廓，只是不是以前的模樣。內心當然會唏噓，以前在這裡打鳥的天堂，再也回不去了。
女兒在眷村內到處騎腳踏車，院內花朵盛開。
與兒女在眷村門前合影。
查詢訂單
貝果訂購
